杨 林

          我们处在关键的时刻。很多世界领导人都很难预料到，在2020年拥有先进科技与无与伦比的文明的人类社会，会因一个病毒而嘎然停顿。我们的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使得各国领导人以及我们每人自己都在思考以下种种问题：从个人之间如何保持联系到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共存；从隔离以减少接触传染到保证全球虚拟世界的链接；从防疫准备如何最小化干预经济活动到如何重启经济而不冒公共卫生的风险；从全球医疗供应链的安全性竞争到寻找新冠病毒治疗方法或疫苗的合作；从如何建立国内凝聚力（或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到以不破坏国际合作为代价等。如何在众多不确定性中平衡各种复杂因素将对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产生巨大影响。

          近日的新闻却充斥着相互指责的负面言论和各种虚假信息。美中相互之间的负面情绪日益高涨使得事态更加危险。即便新冠病毒没有促使领导者之间加强合作，它至少也应表明各方的单独行动不能完全解决该病毒危机，而对抗也不能保证任何胜利。胜利是引领，而不是以自损来击败竞争对手。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美领导人选择了接触的路径，探索利益互补以实现共赢。而如今空前的新时代需要有远见的领导者智慧地面对新现实，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取得平衡，重新校准战略，求同存异，健康和平共存。

          许多人预测新冠后时代的“去全球化”，“区域化”或“本地化”。此次新冠疫情致使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唤醒了许多企业重新考虑其离岸制造和海外合作等伙伴关系，有关重建或多样化供应链的讨论正在进行中。很多国家的边界和航空飞行已暂时关闭，这也可能会在国家之间设立真的隔离墙。

         巧合的是，当前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浪潮似乎也顺应这些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几十年前的互联网革命使得全球信息流通民主化，并促成了全球化发展的浪潮。而新一轮的人工智能+5G+物联网革命将使很多重复的人力劳动自动化或增强化，其可造成低端劳动力和物流成本的民主化和趋衡化，而改变全球企业的竞争优势。如果新冠危机确实将加速供应链本地化的回归，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许多新兴的智能化制造工厂在本地化兴起，同时可在全球范围内的运用远距离的人才和技能。

          这些新兴技术不仅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更是会进一步革新很多产业，从而重新定义每个国家的国家竞争力，以重塑全球格局。因此，各国都在通过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和自身利益来争取在这一新的生态系统中的保持优势。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以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振兴经济，当时主要用于了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次新冠危机后，中国制定了约数十万亿人民币的“新基建”建设计划以用于包括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以及针对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计划”，以促进其经济复苏以及科技自力更生。

          这些为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版图。中国会在新冠之后再次跳跃式发展吗？还是会因为跨国公司撤出生产基地而失去竞争优势？中美科技脱钩会更多保护美国利益还是更多伤害中国的利益？

          多年来，中国不仅建立了完整的“中国制造”产业链，并且还形成了庞大的市场。中国的很多产业会为人工智能，5G和物联网等提供大量的应用场景，例如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电网等，这些场景将产生大量数据，并进一步增强这些智能解决方案。

          美国在许多新兴技术领域的高端研发方面依然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其中包括目前治疗新冠病毒的制药和生物技术等行业）。而这些研究需要找到应用案例，场景和市场，以实现价值最大化。当然，有些人担心把大量的美国先进技术引入中国市场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想一想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巨大的城市化进程为国际建筑师们提供了广阔的实验场所之外，也把全中国建设成了一个遍布着绚丽的机场，体育场和摩天大楼等的现代化国家。

          此外，中美在历史，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可能会使得双方在先进技术的应用，管理和道德伦理上有着不同的认知。此外，许多新兴技术可同时应用于商业和战略性领域，从而引起对安全后果的担忧。

          这些风险给双方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新的困境。第一，科技实力的竞争。但是竞争的输赢取决于自身获利更多或是对方损失更多？第二，经济因素和安全因素的权衡。显然，在保证安全与优化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需要以智慧和远见来进行思考和执行。尽管2020年5月20日美国新发布的“对华战略”提出了竞争性路线图，但如果仔细体会和推敲其全文用词和字眼，其并未完全排除合作。但将主要走现实主义路线，比如以”结果为导向“(results-oriented),和在”有新的利益共同点“的条件下等。

          新冠疫情正在全球加速新一轮的数字化转型和工业革命。设计新的全球框架以共存，并探索新的共同利益点必须是维护全球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竞争与合作并不矛盾；合作植根于竞争的理念中。良性的竞争可以促进高速的发展和繁荣；相互脱节或设立障碍可能会有瓦解全球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或者使自身被排除在全球生态之外，从而损害自身利益和整个生态系统。

           幸运的是，总体而言，技术进步是一个良性循环，可以同时有宜于自身和全球发展。每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投入都可以为人类社会的整体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以及应对环境，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网络安全挑战等的全球努力做出贡献。新兴技术的使用，道德伦理及问责制等多边的标准设置也需要全球合作以确保全球范围内的兼容，高效和互通。

          我们应深感幸运，因为我们正在见证人类历史上的又一场革命。我们每个人的职业发展和个人生活都可从中收益良多。但是，其真正实现依赖于我们的各国领导人能够处理好新时期以竞争促繁荣，同时能探寻新的利益共同点进行合作和共存。这是新时期的领导力艺术。

 (此文原文“中美应在新时期平衡竞争与合作”登载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题 )

（2016年4月，纽约MOMA）TEDX雅诗兰黛：杨林接受雅诗兰黛董事兰黛女士专访，谈论中国市场发展，新一代消费者等

近日，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跟随广东经贸代表团来到波士顿，创新思想研究院杨林特与他进行了一场关于生命科学和生命经济的谈话。主要内容如下：

杨林：欢迎汪老师。来见您之前，我特意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华大基因（也就是BGI)的信息。华大的网络域名是genomics.org.cn, 或者是genomics.cn，而不是我想象中的.com。您能否诠释一下华大基因的机构性质，以及您当初这么设想的初衷，和未来的规划？

汪建：BGI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诞生的时候以公益方向作为起步的。我们成立的时候就是为了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那是一个完全公益性的事业。所以一直就延伸下来了。以自己的力量去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我们就把自己直接当“地球人”了，觉得自己很牛，所以为什么要做.com呢，.com是make money, money is the byproduct。所以我们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整个华大从来都是叫“一个机构”，我们有非盈利部分，有盈利部分。我们的核心目标是寻找一种全新的人生方式，所以我们有点看不上公司的做法。但是我们也不愿意沿着原来政府那种靠人家供养的模式，更不想做一个公益组织。我们自己活在世界上，对自己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那是我们最大的目标。所以我们定的是.org。

杨林：所以大家叫您汪老师，而不是叫您汪总。

汪建：no, no，我们有一个college，我们有Master，PhD program，我现在还有十来个硕士和博士学生，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教学，这是为什么他们叫我汪老师。

杨林：哦，华大除了研发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教育板块。

汪建：我们有1000人在做基础研究，那是和赚钱毫无关系的；我们有一个学院，有几百个硕士和博士在读书；我们有一个国家基因库，完全是国家投资，我们负责组建和管理；我们还有一个英文杂志，一个很好的科学杂志。这四块是完全非赢利的。

杨林：Nature Index根据机构发表论文的质量和数量，把华大和中国的几个科研机构及大学一起，评在生命科学机构的前列。您自己认为华大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创新机构吗？

汪建：在我们来到深圳以前，深圳市的Nature、Science publication几乎为零。我们来到深圳的这8年多，现在深圳的Nature、Science publication已经有200多。我们在基础研究上，对中国和人类社会的贡献，都是有口皆碑的。你说这是不是创新？

杨林：华大基因目前在基础研究，自主研发方面都如何开展？

汪建：我们致力于把解决面向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和问题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之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具，需要什么样的基础研究，我们就做什么事情，目标非常明确。我们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更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

当我们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模式的时候，我们得问：我这个新的生活模式的社会意义和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三个都融在一块，我们就走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刚才MIT的两个教授讲创新创业，我一上台就讲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创新创业为了什么？人生为了什么？我们自己活着为了什么？对这个社会，当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做些什么？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能留下什么？这就是创新创业的本质，要和人生的意义结合起来。

我反对为了创新创业而做的创新创业。我说在中国我是“反对派”。在美国我也是“反动派”。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价值观、人生哲学观。华大非常另类。

杨林：华大从1999年成立到现在才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已经成长为中国一流的顶尖机构，甚至在国际上也小有名气，您认为华大的成功是取决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势头，还是比较有利的政策环境，或是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潜力，还是由于您本人具有理想化并且强有力的领导力？ 

汪建：华大成立，有两个生日。第一个是早期为了公益的事业成立，那是1999年，后来我们又回到了政府系统里面。07年我们再次下海重新创业，所以第一次出生是99年，第二次复活是07年，我们始终坚持把基础科研和创新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所以你刚才问的两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结合。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史上，很难有这么一个机构把科学和技术推到了世界的前沿，又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国情结合起来，第一个是党和国家的意志，和发展的意愿和方向是结合的，和中国巨大的社会需求是结合的，和中国低廉的中等收入的状态是结合的，还有和中国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是结合的。所以我们把前沿科技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成就了华大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不是个人有力量和本事就能推动华大做成这样。没有中国国情，不可能有华大的发展。没有前沿科技的引领和支撑，我们也不可能走向世界。

杨林：能否客观评价目前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整体水平？

汪建：现在中国大量花钱引进海归，加上自身人才的发展，在很多领域中国与世界前沿的领域差距不太大。但是把这些差距不大的科学技术转化为产业，转化为造福人类的东西，在政策法规上，在资本运用上，在生产服务的组织上，还是有很大挑战。我们有幸在这个领域做得稍微早一点、稍微好一点。

杨林：华大在国内的领先地位不置可否，那么与国际同行相比，尤其是自主研发和原创创新方面，您认为大概处于什么位置？

汪建：我们在规模、基础研究、重大目标的突破上，基本上还是很靠前。如果单一来比，一些机构或公司在某些方面各有长短。但综合来比，我们没有竞争对手。

客观地讲，从原创和转化上讲，我们几乎处于同步的位置。从我们在世界顶级杂志发表的论文就能说明，因为我光说我自己怎么样没有意义。但是我们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我做的事情能不能对人类发展作出贡献，我们希望在人类社会里可圈可点地留下些什么。

杨林：那么您如何在华大内部培养您的创新基因和建设您的创新系统？

汪建：我们和别人都不一样。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求自己回答喜不喜欢做？对自己有没有用？比如我们做基因检测，我们就问我们自己做了这方面的检测没有。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希望对社会作出贡献的时候，先对自己的生活做保障。这样发自于内心深处的、跟自己切切相关的探索和创新发展，是我们发展的原动力。这和很多人不一样。

杨林：这就是您的核心竞争力？

汪建：我们不喜欢跟人竞争。我们只想自己活的更好更长，自己只和自己竞争。

杨林：行业里您接触的国外同行，机构或商业公司，您刚才讲他们各有长短。他们和国内机构的创新异同点在哪里？各有什么优势和不足？有没有合作空间？

汪建：这么说吧，武林高手他们非常多，但我们打群架，结团，海陆空三军来作战，他们做不过我们。

但是到Harvard, MI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的每一个教授领导的团队，他们的长处我们是没有。所以各有长短。我们说白了，我们华大能有今天，是中国国情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极致到美国来，也大有施展的余地。

现在我们遇到的挑战主要是政策法规方面。在美国,由于完全市场化、完全法规化，它在前沿科技上遇到的障碍很大,而且其现有的社会结构和商业利益妨碍了它的发展。

这两个国家各有长短，我们充满了信心，在这个领域里继续做好领跑的工作，服务于人类社会，而不是把竞争在第一位。

杨林：您提到的政策法规在美国的瓶颈和与中国政策法规的优势能更具体点吗？

汪建：现在基因检测的临床应用，在美国的审批是漫长的过程。由于审批时间很长，保险公司的赔付时间就长，这就拖住了大量的后腿。出生缺陷筛查上，由于宗教影响，就更玄乎了。中国原来也有这样的政策障碍，最近打开门了，有先行先试的试点，这样就给大家更大的施展空间了。所以两国各有长短。

杨林：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一些国际研究机构在某些个领域的研发或原始创新比较专，中国则在研发成果的应用和市场化规模化做的更好。是您要表达的意思吗？

汪建：也对也不对。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比谁强到哪里去，但我们的价值取向就是想用前沿科学技术，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可圈可点地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比如我们能否让聋哑学校关门？早期预测预防是可以做到的。能否把女性的“两癌”（宫颈癌，乳腺癌）普查普及到全国，普及到全世界？

我们希望把它们作为全球的公益事业，不是做慈善事业，而是公益事业，有适当的回报，迅速支撑，把这些前沿科技带给全人类，这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全新的发展模式。

杨林：华大基因的国际化在未来5-10年有些什么打算？

汪建：刚才我说的这些，我都希望能够迅速影响全球。能否把“两癌”的普查在全球普及下去，用极低的价格。如果我们能覆盖适龄妇女，20-30亿人的话，我们对人类的贡献能有多大。如果全世界孩子们，都能够接受耳聋，眼睛和相关疾病的基因检测，这些疾病都可以清零。这给人类的影响多大，这就是自然的国际化过程。这是一个公益事业，也是一个影响人类进展的一个事业，也是创立品牌，全球覆盖的事业。我们不说国际化，只说全球覆盖。

杨林：您多次提到公益性的价值理念，这种理念在您的商业开发管理，资本结构运作中能否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汪建：我们控制自己的命运。我们在给人类做贡献的时候，也有恰当的经济回报。我们并不是饿着肚子干事，做了好事靠别人给我们钱。我们不仅有经济平衡，还有小部分收益。只是把我们的优势发挥了出来。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是做慈善，我们做公益。高科技运用到社会发展中，如果不把现在的费用降掉一个零，就不是高科技。我们降掉一个零，依然有利润可以保持持续发展，为什么不做呢。

杨林：华大的研发和教育板块非常坚实。那么在商业领域，比如在医疗，农业领域的商业价值开发，或者面向普通消费者方面的各种商业应用，都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汪建：第一个是出生缺陷，人类遗传病的诊断、预测、预警。希望不光是服务中国人民，也服务全球人民。

第二，和基因密切相关的是肿瘤，我们在肿瘤的早期预测，预警，检测，和诊断上也做出同样的贡献。一方面是巨大的社会需求，对人民生活保障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具有商业利益。我们并不隐晦这一点。华大的经济增长和利润增长是能做到持续20-30％多的增长，我们看的非常清楚。像我们这样能挣钱的也不多，在做基础研究，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做好商业发展。像刚才他们所讲的，创新和创业是不同的概念，创新要共享，创业是要排他的、保密的，创新和创业要结合起来。华大不仅要创新创业，更是要和造福人类结合起来。

杨林：您如何看待现在中国的创新创业大潮？以及中国经济未来以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汪建：中国走到今天，过去三十年是在追赶。现在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一定要有科技作为基础，科技作为基础就是怎样把科技成果商业化。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创新概念。

刚才教授讲的，怎样把创新创业结合起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怎么有效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对中国的国家政策、大学、创业者都是巨大挑战。我觉得华大已经先走了一步。我想大家能够领会这个意义，中国可能会更加快的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让人民更加幸福，国家更加富强。国家的政策要从根本上有些支持和调整的地方，还是挑战还很大。

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之外，政策法规的保驾护航非常重要。我们现在遇到的更多挑战就是，政策法规没有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因为创新是全新的东西，而政策法规是针对过去的生产力和科技突破而确定的政策，这样的矛盾就很大。华大目前的最大挑战是需要更多政策法规的保驾护航，获得发展空间的施展余地。而不是在现有的环境下让我们束手束脚、原地转圈地创新创业，我想我们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也是中国未来发展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如果能解决好，中国未来发展大有希望。

杨林：我们都知道在过去10-20年，以互联网，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引领了全世界上一轮的创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很多人讲下一轮的科技创新，将会是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领域为突破口的新的革命。您如何看待未来5-10年的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趋势？

汪建：我就是一个“反动派”。工业革命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但一定是人类发展史上最短命的时代。它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财富相关的，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不知为什么要在那上面花那么大的干劲。

我们的基因，生要带来，父母给的，死要留给后代，为什么不围绕人生去做更多事情？我可以大胆预测，以人为本的新的生命科技，生命经济时代正在来临。它将以不可抗拒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模式，成为工业革命以后最具有永世发展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没有人觉得健康会过剩，没有人觉得长寿会过剩，没有女人会觉得颜值高了不舒服。所以我坚持“两质”论，良好的体质，没有人会反对；良好的颜质，没有人能抵抗。过去的三皇五帝，开疆破土，三房六妾，到最后干嘛呢？都在炼丹。皇帝享受的事儿，我们能不能享受？所以对健康，长寿，体质和颜质的追求是人类发展的终极追求。

我不看好工业革命，我坚持生命经济，生命科技时代是人类的最高和最终的追求。一定会引领着人类所有的发展方向。

杨林：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在许多年以后，我们可以不用顾虑我们的寿命，或者颜值。我们想活多久就活多久，想有多美就多美。我们能否设想一下，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人类生命的意义大概是什么？

汪建：我不敢说想活多久就活多久，想多漂亮就多漂亮。但是每个人都期望这样，能不能做到，我们要依赖于科学的发展，依赖于自然的规律，有多少我们能够解密它。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活一遭，在世上走一遭，是高兴的，是健康的，是幸福的。这就是意义。其他有什么意义呢？生下来你知道是什么意义吗？我们是为了读书，创造财富吗？不是的！是一辈子活的非常精彩。然后最精彩的是，你活着的时候，还帮助了别人没有？给后代留下了什么没有？

杨林：如今很多的创新不仅具有颠覆性的，而且是跨界性的。比如以前的科技公司现在成为了媒体公司，或者又成为了金融机构等等。我前段和几个专家聊天时，他们告诉我说，生命科学的很多新科技未来也会渗透到其他领域。比如说合成DNA的结构可以替代硅而成为数据存储的媒介等。您能否分享下未来生物科技领域的创新突破将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社会？

汪建：凡是围绕生命的，才有意义的。我再三强调，我不看好物质这东西，它没有用。最傻的就是买一个被别人忽悠的用一堆碳做成的钻石，有什么用？带一个大钻石，一个金项链，so what, for what?  生命价值是最有价值的，怎样保持和生命相关的，和艺术，和人相关的东西，怎样用它来替代很多工业的生产过程。能看得见，摸得着的。

现在基因合成技术和基因存储技术都是华大重点的研究方向。一管DNA,甚至是看不见的DNA数据量，能取代一个T的硬盘存储数据量。所以想都不要想，DNA的这种存储模式，这种阅读模式会替代硅的模式。只是现在成本还很高，原因是还有人没有接受这种方式，scale通量也没有上去，所以显得比较贵。但我相信要不了十年二十年，它就会成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没有什么事情，比生命技术，比生命科技时代，更让人向往，让人憧憬，更让人激动。所以我一定不是工业的粉丝。我一定是工业最大的“发动派”。

（结束语）汪建：最后我想说的是，生命时代到来了，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让大家的生活更美好，而不是提倡人类的竞争，资源的抢夺。这和工业革命和资本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和工业都长不了。希望你们创新思想研究院，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在面临巨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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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专家把脉中国新政

                                                                  杨  林

    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在新总理李克强的新闻发布会下落下帷幕。今年的两会由于中国10年一次的最高领导更迭而令世人瞩目，新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将决定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未来十年的经济和社会走向，也将定义着中国将如何在风云变化的世界形势中扮演角色。

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发展30多年后的今天，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挑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需要深层次的再改革和再调整，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财富分配不均衡，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物质上日益富裕并被信息网络技术赋予力量的人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更高诉求，世界政治经济风云变幻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新一代领导人面前的难题。

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都出生于新中国诞生之后，曾在青年时代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同时拥有较高的学历和与国际社会交流的经验，他们将如何定义自己的治国纲领？他们的个人经历将如何在他们的政策抱负中得以诠释？昨日李克强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提到了“法制”和“人民”，把“经济转型”，”改善民生”，和“社会公正”作为工作重点，并提出了建设“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法制政府”，用亲民，平和的语气展示了中国新领导的新形象。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瑞曼认为，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一些好的关于“民生”的想法和政策，比如关注低收入人口，城镇化应考虑农民利益，应使更多的农村学生接收大学教育等。他希望这些想法都能被付诸行动。 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专家热纳.米特表示，李克强看起来较从容和自信。 

哈佛大学中国专家托尼.赛奇认为，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同于以往的具有工程师背景的技术官员，他们具有更多处理社会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同时他们具有国际经验以及关于国际地缘政治的见解。但同时由于他们自己也是改革的产物，因此不会做太多冒险的改革；他们自身在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将使得他们更加重视社会的稳定；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社交网络可能会使他们的政策倾向于具有经济大国的民族自豪感。

    在中国两会的国内热烈讨论的背景下，笔者在海外与数名欧美主流经济学家和中国专家也对于中国习李新政的发展方向和前景进行了深入探讨。国际上观察中国政治和研究经济发展的专家们普遍认为，加速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在中国当今是必须的，而如何设计和实施改革则需要新一代领导人的高度智慧。 

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亟需再调整和再平衡

世界学术及政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下10年的经济问题存在很多挑战，根本问题就是高速增长率已无法持续。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下一步中国经济转型应着眼于减少对于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而更多的刺激国内消费。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杜怀特.泊金斯认为，即使中国接受经济增长速度降为6－7％的目标，也依然需要积极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才可以实现。中国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已经无法维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已经是世界一流的，继续高投入这些设施将使投资回报越来越降低。过去10年的城市住房建设速度也将不可持续。他希望中国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样中国将逐渐更多的依赖消费来支持经济增长。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和投资高级研究员盖瑞.郝夫鲍尔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很大的内部问题是由于多年依靠投资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都存在着很大的公共和私营债务问题乃至产生债务泡沫。有些机构数据甚至显示中国的各级债务已经相当于其GDP的200％。这种类似的债务问题曾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造成金融危机，包括美国最近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能否支付和偿还这些持续增长的债务？这些债务泡沫何时会破裂？

如果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会放缓，各级财政上的挑战也会接踵而来，这就亟须进行财政改革，特别是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库柏认为，可把以前地方政府靠出让土地的财政收入转化为征收房地产税，资本利得税等来调整财政杠杆。 中国的金融体系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比如，中国银行业可否实行市场化汇率？可否把贷款委员会和党委会分开？中国是否可以开放债券市场，并建立良好的金融法制环境等等？但是改革财政和金融系统是巨大的工程，需要一个有强有力的改革派才可以顺利推进。

很多数据表明，中国的消费（包括政府和家庭消费）占GDP比例（2000年46.5％至2009年的34％）持续下降，同时中国的消费占GDP比率（虽然世界银行认为在2009年后出现小幅上升）与世界上任何主要经济体相比，仍然是最低的。因此说明中国存在严重的经济不平衡，需要采取纠正措施更大程度地依赖国内消费的增长。但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专家彼得.波特里尔却认为，中国国内消费不足的说法是有问题的：（1）按国际标准来算，中国的消费增长率是非常高的- 自2000年以来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中国的消费占GDP比例下降的原因是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更快，而不是因为消费的增长率低。（2）在1998-2003年期间住房市场私有化以来，中国家庭收入中住房支出所占的比例稳步增加。这些支出通常不包括在家庭消费统计中。而正如乔纳森·安德森所说，如果住房支出被列入消费统计数据，那么2000年后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基本维持了稳定。因此，彼得.波特里尔认为，中国的消费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中国已经明显地成为了世界上增长最迅速的消费市场。有关家庭消费增长应该超越目前的增长水平这一说法令人存疑。考虑到未来几年的GDP增长将放缓，将消费增长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都会是一个大的挑战。而且如果消费增长进一步依靠增加信用卡的使用，中国很可能面临几年前韩国面临的家庭负债过高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再平调整其实需要主动去接受减少投资，并接受GDP增长降低的现实。

当然，经济再平衡和再调整也并非易事。因为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仍然非常依赖拉动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在现行改革政策中，强有力的垄断国有企业，以及进出口行业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建筑行业以及商业银行等利益方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他们可能会没有改革的动力。正如哈佛大学中国专家教授赛奇所说，增长是可持续的，但是也是极端不公平的。中国的政策导向应当从行政动员的方式巧妙转变为有效的增长方式，即依赖市场调节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专家彼得.波特里尔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困难将更多来自于内部，而非外部，挑战更多来自政治层面而非经济本身。也就是说，以透明化，有公信力，更包容为方向的政治改革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新上任的李克强总理是否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和重点，引领中国经济走入新方向？政策制定非常重要，但是推动和执行应当更重要。牛津大学的中国专家热纳.米特认为，李克强上任后的经济政策走向不会与过去有太大的不同，而是很大程度上的延续。他还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观察者认为过去的领导人也提出过很多新政策，却在推动过程中阻力大，实施方面不够人们期望的那样有效。新上任的李克强一定看到了这一点，他会花很大的力气来保证自己有足够的权力来推动他的想法以贯彻落实他的改革和政策。

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继续推进  需多层面系统性改革

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稳妥地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依然是新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李克强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城镇化是农民自己的愿景。虽然城镇化可以拉动投资和消费，但其主要目的是让农民致富。并提出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相辅相成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思路和方向。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专家彼得.波特里尔认为，一定程度上来讲，1998年到2003年的城市住房市场化主导了中国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就像是1970年代末农业生产取消集体化对80年代发展的影响一样。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很多方面非常有效，却也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比如东部主要城市地价、房价的迅速上升，而这有可能在将来成为威胁金融系统稳定的因素。虽然由于中国的特殊政治制度，北京政府有能力运用一系列发达市场经济体政府不能运用的行政手段来调节经济，比如说限购和最低首付金等，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远不会成为历史。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城市化的有序进行，保证未来可能出现的信用扩张不会过度。尤其是考虑到出现了一个政府不能完全控制的、广泛的影子银行系统，防止过度的信用扩张这项任务在将来会成为一个更大的挑战。在中国最有效的避免房地产泡沫的方法应该是金融系统的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包括放松利率管制和拓宽投资渠道。与之相似的是，最有效的减少运用影子银行系统融资的倾向的办法就是放松、取消对利率的管制。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呢？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杜怀特.泊金斯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第一要注意如何管理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尤其是保证持续涌入城市的移民人口的社会福利。比如，可彻底取消不公平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为进入城市的新人口及家庭建设充足的公立住房。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解除移民社会福利障碍的问题，同时涉及农村土地政策。第二，中国应当更有效地治理空气和水污染以解决城市人口的公共卫生问题。第三，需要探讨科学的城市化模式。 曾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提出应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鼓励发展中小城市。中国是否会试图探索这种城市化模式？如果尝试这种模式，是会利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还是会制造间接的激励机制来鼓励而不是强制实施这种模式？这里面也存在许多因素和问题，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中小城市的交通设施是否具备？土地价格是根据市场机制测算，还是利用透明的办法进行拍卖，或者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分配？城市住房建设应当如何选址以及如何定位等。此外，中国城市太大，人口过于密集，无法采取美国的汽车拥有和使用模式，新加坡模式或许更加适用。

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专家热纳.米特则认为如何让城镇化在广泛的民意支持下进行，如何同时解决与之相关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是重点。环境污染现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破坏民众健康的最大问题之一。最近北京的污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展示了如果城市化没有系统完善的规划，如果不加限制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另外有关中国的体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城市化的绿色规划这一点，还有很多问题。如果不能，那么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都会变得危险。另一个问题就回到了刚才提到的户籍制度。如果更多的人被允许居住在城市，那么就会有一大批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城市会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吸收他们吗？需要保持更大的城市人口满意吗？这些问题又牵扯到中国是否可以维持足够的经济增长来保证就业，吸纳更多的人进入到目前的经济体系。这一点现在还不能判断。总的来说城市化的问题取决于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被一系列不受中国控制的因素所影响，包括世界经济的走向。

笔者认为，鉴于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和种种社会问题，中国新政府应当从宏观角度设计一整套系统并科学的改革方案。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重点包括：第一，城镇化的方式要更多地尊重经济规律，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采取强制性的做法，尽量以民主和市场的方法使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得到保障。可考虑改革户籍制度，以及逐步改革现行的土地农村集体所有制。第二，给予进入城市的新人口基本的权利保障以及平等享受社会资源的权利。比如，城市的中小学可向新市民开放，采取更灵活的全民教育体系，让在城市长期工作和居留的农民的子女可以就近在城市的中小学上学。城市原住人口的下降，影响到城市中小学的生源，新市民子弟正好为此补充新鲜血液。第三，中国正在建立全民社会和医疗保险，可考虑允许医疗保险跨区支付，使得流动人口可以受惠于全民社会医疗保险。这也会有利于劳工的流动。

三，中国发展带来系列社会问题 改革亟需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发展不均衡，财富分配不平等，社会矛盾与冲突多现，腐败现象严重，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需要完善等问题。如果顺应新的以拉动消费的经济结构调整，政府需要考虑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改革，这将是一次巨大的调整与再平衡。哈佛大学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瑞曼认为，中国的财富分配不均衡现象类似于南非等国家。面临这些现象，中国最棘手的问题应当是考虑农村贫困人口，农民工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待遇和社会福利问题等；加强以法制化手段来解决劳工纠纷，民间抗议和社会冲突；虽然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也制定了劳动法，但是具体实施情况需要完善。同时中国的决策者是否真正情愿重新将财富再分配给社会的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农村人口的收入偏低将如何解决？如何把社会资源均衡地分配给弱势群体，并赋予他们基本的权利？若要改变这种现状，在社会中建立自由独立的媒体体制是必须的，这样可以保证信息透明地在社会中正常传递和交流，有利于监督。

鉴于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新的中国领导人亟需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不是说完全平等，但是比现在要平等的社会。而这种平等只有通过在政府和社会增加透明度、加强法治，开放公民社会才可以平稳地完成一系列的过渡。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专家热纳.米特认为，要在尚有经济、政治方面的余地的时候开始改革，如果中国的领导层要等到出现危机才采取行动的话，将会更加困难。  

哈佛大学中国专家托尼.赛奇分析讲，在去年的十八大会议上，中共首次提出“政社分开”，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表明中国可能会逐步开放公民社会，这将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和谐社会。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专家热纳.米特认为，中国未来五年的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会是延续已有的趋势。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新修订社会契约。中国社会飞速的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不平等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来解决。过去的例子，比如说2009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下一步可能还会努力对一些已有的医疗保障政策进行完善。如果这些工作能做好，那么中国想要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的计划就有可能成功。

四，中国政治改革何去何从 寻找中国特色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上取得了与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众所期盼的政治改革，宪政改革却仍然未见倪端。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使得公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诉求越来越高，加之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赋予公民越来越大的力量，中国的政治改革迫在眉睫。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库柏认为，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下，很难产生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而更多的都是产生官僚。中国目前体制下的政府一般会走中庸型实用型路线，不会发生太多戏剧性的变革和动作。习近平主席的一些政绩看来可以说比一般官僚要好，但是需要观望其具体政治纲领和政策。中国可否或者如何实现一个既不一定需要有相互对立的两党或多党制度却又民主和透明的政府？如何提高政府的公信度？这需要中国应当有严格的法律环境以及独立的纪律检查部门以治理腐败问题，同时有科学透明的干部提拔制度等等，同时注意制度应该明晰，且注重实施。此外，独立和自由的媒体是关键。因为如果中国公开媒体行业的话，信息可以自由流通，独立发表言论，监督力量加强，可提高政府的公信度。

普世价值观都认为，加强法制建设与建立一个公正可靠的司法系统是政治改革的重点，只有法治得到落实之后，才有可能进行政治改革。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专家热纳.米特认为，将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不是现在，全国人大会不会成为一个广泛、自由、真正的不同政见辩论的平台？这样全国人大和其它的一些国家机关就可以更好地履行它们的角色，建设性地表达和讨论中国社会中真正的问题。这就是一条很实用的改革之道。当然，这种改革并不涉及中国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现在中国已经有基本的制度框架，只是需要更加自信地运用这些制度框架去建设一个更加透明的社会。此外，科技将反腐败和政改结合起来。因为让民众对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感到不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权，而腐败就是特权的体现。当民众感觉自己没有任何权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愤怒。所以说反腐败应当是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而在反对腐败的过程中，仍然是加强法治是重点。

此外，米特还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最好的办法是学习和借鉴自己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过去的一百年中，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有宪政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失败了，不是因为改革本身不好，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太弱。而今天的中国强盛，广受国际社会的尊重；从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大好时机，要学习自己的历史，在现在这个自身强大，能统筹改革全局的时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与其学习别国的经验，不如更多地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因为在不远的过去曾经有过一系列倾向于民主的政治改革可供参考。

五，日益强大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实力已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新的中国领导人将如何掌舵日益崛起的中国，发挥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寻求国内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与国际社会不同声音和力量的平衡，以在国际社会上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

总体来讲，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和美国及世界的经贸关系会持续走互惠互利的道路。哈佛大学著名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瑞曼认为中美之间的双边经贸关系总体来讲会更加紧密，更加健康。由于两国关系在各方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已形成一种“共同经济”， 因此关系不会有大的恶化。 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关系越紧密，相互投资越频繁，世界会更繁荣和更和平。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和投资高级研究员盖瑞.郝夫鲍尔认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若从未来10年的时间来看，假设中国可以保持7％的增长速度，美国以乐观的估计保持在2.5－3％的增长速度，中美贸易仍然可以期待有高速的增长，那么应当注意贸易赤字不失衡。比如，中国可抓住国际贸易的好机会，减少成本和提高生产率，保持经济发展引擎，平衡世界贸易，可将人民币继续升值，就像过去5年中所做的一样，也就是每年升值2.4％；同时中美两国之间可寻求达成某种妥协，使得中国在一些被严格限制的领域开放进口，尤其是开放进口服务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边的贸易赤字将不会失衡，可避免政治矛盾的产生。  

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专家彼得.波特里尔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在1990-2007年期间，中国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1％左右，但金融危机后，在许多西方国家都限制了他们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2010年中国的市场份额增加约5％。鉴于中国正在努力使外汇储备多样化，而且中国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预计还会继续增长。在很多非洲国家，虽然在涉及大规模的采矿业和建筑业项目（石油和其他矿产，基础设施，住房）的领域，还主要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中小规模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领域，中国民营企业和个人的存在已经变得无处不在。

当然，伴随着中国和世界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分歧和摩擦也会不断。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杜怀特.泊金斯举例说中美关系中经常谈到的知识产权问题争端等，他认为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有通过让中国的领导人及其人民普遍认识到，缺乏知识产权会严重阻碍中国自身成为一个创新社会的能力，而创新则是中国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须因素。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库柏认为，中国应当把处理每个贸易摩擦纠纷作为个案来单独具体分析，而不是把这些当作反华政策的体现，将其政治化。

关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及世界的影响力，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和投资高级研究员盖瑞.郝夫鲍尔认为，回忆1980年代，中国当时在亚洲地区是非常受欢迎的国家，现在却不断有争端。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发挥政治智慧，采取和平的手段与邻国相处，解决争端。如果处理不恰当，将会削弱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繁荣和影响力。 

新的中国领导集体已经诞生，领导人已经向世界散发出许多令人鼓舞的元素。昨天的李克强总理新闻发布会的政策阐述，习近平主席过去几个月的一系列诸如深圳行的举动，都是一些好的迹象和信号。但是这些举动是流于形势还是真正具有改革的决心？即使领导人真正具有改革的胆识和决心，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由于他们无法单独做出各项重大政策决定，这些领导人将如何能够在新的领导集体中相互磨合，成功运作掌握足够的权力，以推进各项改革的实施？ 

全世界都拭目以待。

 哈佛案例研究发表关于中国工商银行在全球市场中进行并购发展的历程。

             中国房地产税的征收与健全攸关中国的长治久安  

                             胡森

房地产税是一个针对房地产不动产的地方税种。在美国房地产税税种已很成熟，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房产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乡镇（Township）的中小学教育和公共建设的主要来源，是乡镇自治的基础。在我国，上海和重庆已开始试点征收。如何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我国建立起房产税的征收制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征收房地产税近年来引起政府和民间的重视。民众对高房价强烈不满，征收房地产税可以稳定或降低房价。房地产税的征收将有效缓解贫富之间的矛盾。房地产税可作为地方和社区建设的主要财源，对于稳定地方收入起关键的作用。房地产税的税收在基层由民众自主管理，为中国走向基层民主乃至更高层的民主建设打下基础。房地产税的征收与健全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房地产税如何征收对于将来中国的走向影响巨大，值得探讨。

1，为讨论的方便我们将地方的概念加以明确。在中央以下有省、地（市）、县、乡、村等，这些笼统的都可成为地方。原则上地（市）是派出单位，实际上地市也有一套齐全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只有村是自治单位。自从94年中央财税改革以后，中央把主要的税收都拿到中央去，省、地（市）、县、乡的财政收入都成了问题。为了国内政治的长治久安，地方与乡村建立稳定的财政来源是十分重要的。

征收房地产税可以对地方的发展提供稳定的支持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是以1994年的分税制为基础的。针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这一制度的主要着眼点是强化中央财政，将企业交费用税收的形式规范化。这些目的的确都达到了。将企业税收规范化，为中国的企业按现代制度经营，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央和地方分到的税收悬殊（75%：25%），地方的税又是不好征的税种，地方财政面临很大的困境。地方后来主要从卖土地获得财政来源。目前土地资源已近用尽，18亿亩耕地是保持中国农业粮食来源的红线，也是中国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基础。开辟地方建设新的来源代替卖土地已成为以后若干年必须解决的问题。在美国，房地产税是县以下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他们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建立合理的房产税征收制度树立了典范。美国的联邦财政主要来源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税，州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营业税。

虽然背景不同，这些经验都是可以借鉴的。中国传统上是县以下地方自治，财政来自于税收、捐赠和义田等。这些适合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在现代社会，社区与乡镇公共设施，学校等开销较大，房地产税也应当成为社区和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房产税应主要给社区和乡镇。由于省、地（市）、县也对中小学教育有贡献，也得到房产税的一部分，其财政收入应当以营业税为主。

2，由前所述，房地产税的大头应当交给社区和乡镇。由他们负责中小学义务教育和地方的公共设施建设。而社区与乡镇财政的管理，则应依赖于该社区或乡镇的居民。

征收房地产税有利于社区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房地产税的鲜明特征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于房地产税的管理，纳税人应当有一定的发言权。在美国对于这些税收的管理主要是通过镇议会，学区委员会等实现的。税收主要用于乡镇的学校和交通等公共建设。建立这个管理体制的好处是财源清晰，职责明确。且与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密切相关，比较容易得到关注。

中国的房地产税的征收也宜循此途径，以保证税收用于为纳税人服务，这是防止腐败的有效途径。而乡镇议会和学区委员会的运行也为培养地方官员提供了良好的储备。中国历史上是地方精英参与地方管理，如何与现代社会运行，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个大的课题。

3，国外的经验也是基于国外的国情。中国也要按照自己的国情与历史，建立房地产税征收制度。例如，在美国是所有的房产均征收房地产税。中国可否实行对第二套房产征收房地产税，而第一套房子免税。中国的传统是薄赋轻徭，过高的税收，老百姓承担不起。长期实行，易于引起社会不安和动荡。第一套房子若征税，也宜征收的较轻，且由各地自己决定。房地产税的管理，在美国是由乡镇的议会和学区委员会决定。中国的地方人大类似于美国的地方议会，也可承担起责任。支持学校的经费也可由学区委员会管理。这对于加强人大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人大就不再是橡皮图章了。

如何征收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的精髓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何从制度上保证这一点，而不被地方官员中饱私囊，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只是把房地产税作为地方一个新的稳定收入，其使用不能被有效地控制与监督，反成为地方官员谋财新的来源，将失去其意义。房地产税的征收与管理一定要通盘考虑。搞得好，将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开辟一条成功的道路。搞得不好，则由为老百姓增加了新的负担。

                     北京郑各庄村城市化案例研究   

北京的初秋天高气爽，2015年9月6日，创新思想研究院创办人杨林参观访问了华为公司，并在一个美丽的户外花园里，有幸与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先生进行了一场开放式、轻松的交谈。

特分享如下：

杨林：今天遇见您，想与您谈谈天，想写一篇文章。机会难得，谢谢任总的信任。目前华为在海外的名声非常大，希望能藉这篇文章让海外的读者也了解真实的华为、真实的任总。

任正非：我们今天就是慢慢聊天，不一定要有什么主题，也不一定要既定方针。聊完以后，你可以根据你的理解再写文章。无论对国外读者还是国内读者，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杨林：国内关于您的报道很多，我也看过很多文章，觉得任总您是这个浮躁的时代里最不浮躁的企业家。

任正非：外面的报道把我们说得太好了，我们真实也有许多缺点。很多网站在转发我的讲话文章时，有时会把标题更改了，有时会把内容改了，这样会曲解了原意。可以直接从华为内网下载，其提供给你的内容，是没有被修改过的。

另外，我们其实也很浮躁。但我们只对一个简单的目标浮躁。十几万人、几十年只对着一个目标前进，就走到世界前列了。但是没有一个广泛、可拷贝的管理经验。

杨林：中国经济发展30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济体量是全世界第二位了，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创新。您怎么看？

任正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邓小平释放了中国能量。三十多年前，中国的生活条件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房间里面会有洗手间，我们不知道洗手间是可以很干净的。整个思想结构上处于一种封闭落后的状态，如热力学所说的封闭定律。

热力学讲不开放就要死亡，因为封闭系统内部的热量一定是从高温流到低温，水一定从高处流到低处，如果这个系统封闭起来，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就不可能再重新产生温差，也没有风。

第二，水流到低处不能再回流，那是零降雨量，那么这个世界全部是超级沙漠，最后就会死亡，这就是热力学提到的“熵死”。社会也是一样，需要开放，需要加强能量的交换，吸收外来的优秀要素，推动内部的改革开放，增强势能。

外来能量是什么呢？

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先进的思想意识冲击。但是思想意识的冲击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中国到底是得到了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中国这三十年的繁荣，总体来说，我们得到了正能量，虽然也有负能量进来。

常有人说和西方合作，至今没拿到技术。我们是要技术，还是要繁荣？当然我们是要繁荣。有技术更好，没有技术我们也繁荣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改变，受教育程度也在改变，国人改变了，其实这个社会基本启动了。

现在习主席推动深化改革开放，逐渐让中国不要回到自给自足。其实这些思想意识与体制的创新，并不单单是技术。它对未来100年释放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今天还不算十分强大，即使非常强大了，也要向世界开放。其实美国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就是开放的历史。

华为这28年来，坚持做一个开放的群体，始终没有停止过开放。我们以开放为中心，和世界进行能量交换。只有开放，才有今天的华为。

杨林：现在国家提出来的全民创新、全民创业，您怎么看？

任正非：创新是要有理论基础的。如果没有理论的创新，就没有深度投资，很难成就大产业。

理论上要想有突破，首先一定要保护知识产权，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创新的动力。美国之所以这么厉害，因为它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这样美国的创新环境才特别好，所以容易出现大公司。

杨林：您也接触了这么多国际上的创新公司，您觉得中国的创新和美国的创新有什么差异？创新是开放的，有没有可能国家与国家之间协同创新，而不是保护主义？

任正非：保护知识产权要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命题。别人劳动产生的东西，为啥不保护呢？只有保护知识产权，才会有原创发明的产生。才会有对创新的深度投资及对创新的动力与积极性。

没有原创产生，一个国家想成就大产业，是没有可能的。即使就是成功了，也像沙漠上修的楼一样，也不会稳固的。

原创发明的人往往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提出想法，人类社会并不理解他们真知灼见，可能还会认为莫名其妙，把他们看成异类。

科学家在创造的时候是只有少数人掌握了真理，逐渐逐渐再扩散，慢慢人类社会上有更多的人理解，然后在工艺等很多方面的进步，使梦想成为可能，通过几十年时间打好基础，才能为人类社会服务的。

科技创新，要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给教师体面的工资和社会尊重，孩子是祖国的未来。

华为不就是耐了二、三十年的寂寞吗？我们不在非战略机会点上，消耗战略竞争力量。几十年聚焦在主航道，突破就有可能。

杨林：我曾看过一篇关于华为的文章，也不知道真假。它提到华为过去没有一项自主性的原创技术，都是从集成、工程、工艺等方面创新的。这个说法准确吗？

任正非：这是十几年前我讲的，因为那时我们还是行业的追随者，主要是以工程师为中心的创新。现在我们终于走到行列前列，有能力进行前瞻性研究。华为涌现非常多的科学家，世界各国的很多科学家也来加入华为创新。

华为在全世界有几十个能力中心，这些能力中心就是科学家在探索，包括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技术思想、数学模型、算法……，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为人类社会提供一些基础理论。

杨林：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华为在推动自主创新？

任正非：我们不强调自主创新，我们强调一定要开放，我们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摸时代的脚。我们还是要继承和发展人类的成果。

杨林：华为在全球的研发中心，主要靠什么样的人才来支撑全球的研发力量？如何招聘到最好的人才？

任正非：我们支持这些研发中心，没有偏狭地认为要找到一种什么模式的人才。我有一篇讲话叫《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我们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这目标其实就是面对未来大数据流量，一定要疏导。

瞄准这个目标，我们是开放的。科学家们只要在这方面有理解的，都进来。这些科学家研究的内容，我们也看不懂，我们没有能力去挑选他们？

而是他们自成体系。很多伟大的突破是带有偶然性的，并非按预定计划发生。所以我们开放包容，不是狭隘地去找什么样的人才，而是比较广泛的领域里面都能吸纳很多人，不同领域带来了思想的碰撞及互相启发。这样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就是强大的。

杨林：华为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方面有些什么举措？

任正非：我们要依靠一个社会大环境来保护知识产权。依靠法律保护创新才会是低成本。其实我们原来是保护不了的，那时，我们把软件截成一段一段的藏到我们的芯片里面，拿到美国去加工，间接地利用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来保护了我们的知识产权。

我们称这个战略，叫软件硬化。为了做这些弯弯绕的事情来保护自己，为此我们多了好几千人，每年多花几亿美金，比别人成本高。其实有时候也保护不了。随着我们越来越前沿，公司对外开放、对内开源的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体系。

过去二、三十年，人类社会走向了网络化；未来二、三十年是信息化，这个时间段会诞生很多伟大的公司，诞生伟大公司的基础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否则就没有机会，机会就是别人的了。

杨林：在国内，大家都讲的是“互联网+”热潮，比如有的公司也在做类似的产品，硬件非常低成本，然后增加很多软件功能，您如何应对？

任正非：互联网是个实现工具，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实业，解决人们的生存、幸福问题。实业是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第二，低价格、低质量、低成本，会摧毁我们未来的战略竞争力。企业必须有合理的盈利，才会去持续投资研发。没有适当的利润积累，把利润打这么低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战略上破坏这个产品。

杨林：我看很多国外的文章，说美国在发展智能硬件、机器人，中国还在做“互联网+”，方向不一样？

任正非：我们应该走进新的未来时代，这个时代叫人工智能。首先，我们要强调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了以后，才可能走进信息化。只有信息化后，才能智能化。中国走向信息化，我认为还需要努力。

中国的工业现在还没有走完自动化，还有很多工业连半自动化都做不到。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类似工业4.0的方案，超前了社会实际，最后会成为夹心饼干。

所以我们国家要踏踏实实的迈过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以后，就不需要这么多简单的劳动者了。当前应从提高教育水平、从人的质量入手。

华为二、三十年努力向西方学习，今天也不能说信息化了，因为我们端到端的流程还打不通。我们考虑五年以后，有可能走向信息化，能达到工业3.0这个状态。

再花二、三十年，华为才有可能向世界品牌迈进，因此这个路程很漫长，太着急的口号可能摧毁了这个产业。

杨林：您能否展望一下，未来的通信事业发展的趋势？华为如何来引领这个潮流？

任正非：未来世界二、三十年内，一定会爆发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革命的特征：第一，石墨烯等（黑磷\磷烯）的出现，电子技术发生换代式的改变。

但是石墨烯没有实用之前，我们其实在硅片上也是可以用叠加、并联的方案来突破物理极限。第二，人工智能的出现，造成社会巨大的分流，而人类社会也正因人工智能变化。

生产模式人工智能以后，简单重复性劳动力就不需要了，需要比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教育很重要。当人类社会适应人工智能的时候，西方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工业成本差距，就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改变。

我们如果要赶上新时代的改变，首先要改变教育结构，一定要孩子们都有文化有知识，懂专业、会操作。

第三，生物技术的突破，将会带来巨大的信息社会变化，而且这个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当母语的边界也模糊的时候，连物理的边界也模糊了。

杨林：您刚才讲到华为的机制，关于华为的机制和企业文化，我看国内有很多文章进行探讨，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看法？

任正非：其实我们的文化就只有那么一点，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世界上对我们最好的是客户，我们就要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

我们想从客户口袋里赚到钱，就要对客户好，让客户心甘情愿把口袋的钱拿给我们，这样我们和客户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怎么去服务好客户呢？

那就得多吃点苦啊。要合理地激励奋斗的员工，资本与劳动的分配也应一个合理比例。

杨林：华为员工在非洲艰苦奋斗，也算是华为的一种精神吧。那么在国际化过程中，比如招一些外籍人才，这种精神还适用吗？

任正非：你想多赚钱，就得多干活，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外籍员工怎么会不理解呢？多劳多得，这就是华为文化的本质，这也是朴实、普适的道理。

杨林：在国外，比如跟美国思科、欧洲爱立信等企业共同竞争人才的时候，你们的薪阶是否比别人高出很大一个档次？

任正非：华为给员工的好处就是“苦”，没有其他。“苦”后有什么？有成就感、自己有改善收入、看着公司前进方向有信心……，这就是新的东西，这就是吸引员工的地方。华为奋斗在非洲的各级骨干大多数是80后、90后，他们是有希望的一代。

杨林：您在这个行业接触了很多美国科技公司，比如雅虎、Google的员工很自由，有的可以在家里上班。雅虎新CEO说员工不能在家上班，还引起了很多内部反对。您觉得类似这种文化，跟我们中国艰苦奋斗的文化，哪个更好，哪个更会激励人才？

任正非：咖啡厅里坐坐，快快乐乐，喝喝咖啡就把事情做成了，这也许可能不是大发明，多数是小发明。互联网上有很多小苹果、小桃子，这也是可能的。

我们在主航道进攻，这是代表人类社会在突破，厚积还不一定能薄发，舒舒服服的怎么可能突破，其艰难性可想而知。不眠的硅谷，不是也彰显美国人的奋斗精神吗？这个突破就像奥运会金牌。我们现在跟奥运会竞技没有什么区别。

在主航道，美国公司的很多企业领袖们也是很辛苦的。真正成为大人物，付出的辛劳代价，美国人不比我们少。我和美国、欧洲公司的创始人在一起聊天，发现他们领导的文化也是艰苦的，真正想做将军的人，是要历经千辛万苦的。当然，美国多数人也有快乐度过平凡一生的权力。

杨林：您觉得未来华为的这种文化是不会变化的？

任正非：长期艰苦奋斗的文化是不会变化。这不是中国特色，这是人类特色。第一，你要成功，就要奋斗。第二，你要想吃饭，就得要做工，没人为你做马牛。凭什么你享乐的时候，让我们挣钱养活你啊。

杨林：华为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尤其在欧洲，如何蚕食了您的竞争对手，包括诺基亚、爱立信等大公司的市场份额？华为从不知名的中国小公司，如何成为今天欧洲市场数一数二的玩家？

任正非：你讲错了，你应该讲，我们怎么与这些公司合作贡献给这个世界的。

这个信息社会长大的速度，比我们的能力长大得快，不然我们也可以打打高尔夫、喝喝咖啡。我们的国际同行在这段时期也变大了，苹果大得皮都不知如何削了。是共同合作发展，满足社会需要。

我们的分享制，从二十多年来对资本与劳动的分享实践，逐步扩展到对客户、供应商分享成功。同时，与领导这个世界的先进公司合作共同制订标准、路标，一起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没有狭隘到如何消灭别人。不断烧钱的目的，是烧到对手烧不动了，就垄断了。我们不谋求市场垄断。我们并没有蚕食它们，也从来不想蚕食他们。而是千方百计希望它们强大，它们强大。像诺基亚和阿朗的合并，我们都非常高兴。

诺基亚的奋斗精神，我认为比别的公司要强，所以诺基亚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上。我们加强和它们的合作，共同为这个社会提供服务。

杨林：我这几年一直在美国做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我走访过很多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基地，也采访过好几位中国大公司的领头人。很多中国的大企业在美国搞兼并收购，买一栋楼，用美国的“拿来主义”，兼并自己的市场。而华为是通过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踏踏实实地走到让国际企业都害怕的规模，所以大家特别崇拜华为这样的企业。我想问问，您认为华为国际化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任正非：有些企业，他们的经营模式是规模和服务，因此市场需求前景是受限制的，发展是有极限的。而且，同质化竞争，别人也可以挤进来分瓢羹，缩小你的空间。

我们这个行业是高成长行业，拼实力的行业，如果今天你拿不出来先进的东西，没有前瞻性的策略，明天你就垮了。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垮了多少？

中央电视台播了一部《神秘的刚果河》的纪录片：在波涛汹涌的河面上，渔民历经九死一生去捕鱼。

我们也相当于这些在非洲河上的孤胆英雄，坚持20年才划到起跑线。但，起跑线上的突破，就是人类社会认知的突破，这有多难！

所以说，要厚积才能薄发。我们是非上市公司，高层都是着眼未来五至十年的战略构建，不会只考虑现阶段，所以我们就走得比别人快、比他们前瞻。突破是要有战略定力和耐性的。十年、二十年没有突破，甚至一生也没有突破，一生都是世界备胎。

我们现在不是靠赌哪一种技术、哪一种方向，“赌博”一种路线是小公司才会干的，因为他们的投资不够。大公司有足够的资金，在主航道里用多路径、多梯次的前进，使用投资密集型，来缩短探索方向的时间。

在多重机会的作战过程中，可能某种机会成为业界的主潮流，战线变粗，其他战线会慢慢变细了，但也不必关闭别的机会。把有经验的干部调到主线作战，把一批新干部调到支线作战去，继续进攻。

前进的人来自于多元化视角，并不是只有一条路线思想，他带来的是有失败经验的思想在前进，我们就一定会爬到顶端。美国军队要打胜仗，不计弹药量，大家以为他是浪费，其实是靠投资密集度来攻占。

此外，我们有广泛吸纳人才的机制，而且，十五万人“力出一孔，利出一孔”，我们除了胜利，已经无路可走了。

杨林：华为的全球化在欧洲、非洲比较成功，未来五年、十年的全球化计划是什么？

任正非：未来物联网、智能制造、大数据等将对管道基础设施带来海量的需求。我们的责任就是提供联接，具体就是联接的设备。这个世界的市场非常巨大，我们还做不到在所有国家都成功。我们只能努力把我们能做的国家做好，这就不简单了。

杨林：您如何看待华为在美国的发展状况、机遇和挑战？现在中美之间在进行BIT谈判（双边投资贸易谈判）。您觉得这个谈判是不是对华为有帮助？

任正非：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它先进的制度、灵活的机制、明确清晰的财产权、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这种良好的商业生态环境，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从而推动亿万人才在美国土地上投资和创新，是一个创新力井喷的国家。

我们推动全面创新，要学习它的好方法、好机制。我们当然会希望在那儿投资，华为和美国没有利益冲突，我们投资也有益美国。

如果，华为成为一个议题，妨碍中美关系改善，那么我们坚持只卖低端产品。低端产品、软件是美国的，芯片是美国的，我们只是代加工而已。

杨林：您作为一位顶级的企业家，您的企业又处于通信这么一个战略行业，企业发展肯定离不开大的政治环境，那您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任正非：我认为中美关系，合作大于对抗，两国有许多互补的地方。暂时的冲突，最终是要互相妥协的，不可能走向对抗。

因为对抗，最后两个国家的力量都全部消耗完了，这不是美国的愿望，也不是中国的愿望。邓小平很早就讲过一句话“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它就在这个中间发展。

对华为而言，我们就避开将来会产生的冲突。不要因为华为，而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我们就老老实实做点事，卖点低端产品，世界那么大，也不能完全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嘛。

杨林：那华为有没有刻意地去对美国的媒体、政府、企业做一些公共关系工作？

任正非：美国太大了，不是哪一个人说服得了美国政府的，浪费那精力，还不如好好服务客户。

杨林：今天机会难得，能问任总的个人问题吗？网上有很多关于您神秘的传说，我见到您以后，才发现您非常诙谐。您今天这么成功，在成长的经历中，有什么因素促成您成功？

任正非：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傻、执着，这是我太太说的。我啥爱好都没有，我就是聚焦在一个窄窄的面上，不做点事，不无聊吗？

杨林：你做这么大的企业，这么成功，现在还负责公司的具体业务吗？你还去办公室吗？很好奇你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任正非：如果我不去办公室，在家呆着，不是更无聊吗？在公司还能玩一下。第二，公司大量的工作，有正常的运作机制、合理的授权，并非事事都要经过我。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跟大家讲讲话。生活也还丰富。

杨林：中国很多民营企业现在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您的公司从零开始，发展到现在这么壮大，您是公司的精神领袖，如何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形成企业的连续性，你是怎么考虑的？

任正非：华为文化不是具体的东西，不是数学公式，也不是方程式，它没有边界。也不能说华为文化的定义是什么，是模糊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提法，与东方的“童叟无欺”、西方的“解决方案”，不都是一回事吗？

他们不是也以客户为中心吗？我们反复强调之后，大家都接受这个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就落实到考核激励制上，流程运作上……，员工的行为就牵引到正确的方向上了。

我们盯着的是为客户服务，也就忘了周边有哪个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冲上来，最后就看谁能完成这个结果，谁能接过这个重担，将来就谁来挑。

我们还是一种为社会贡献的理想，支撑着这个情结。因此接班人不是为权力、金钱来接班，而是为理想接班。只要是为了理想接班的人，就一定能领导好，就不用担心他。

如果他没有这种理想，当他捞钱的时候，他下面的人很快也是利用各种手段捞钱，这公司很快就崩溃了。

杨林：全球所有分公司，您或者轮值CEO去都经常会去吗？

任正非：我去得不多，他们也去得很少。我们不是靠人来领导这个公司，我们用规则的确定性来对付结果的不确定。

人家问我“你怎么一天到晚游手好闲？”我说，我是管长江的堤坝的，长江不发洪水就没有我的事，长江发洪水不太大也没有我的事啊。我们都不愿意有大洪水，但即使发了大洪水，我们早就有预防大洪水的方案，也没有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