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March 18, 2013

World Experts on China’s New Leadership

                                     Lin  Yang

    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在新总理李克强的新闻发布会下落下帷幕。今年的两会由于中国10年一次的最高领导更迭而令世人瞩目，新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将决定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未来十年的经济和社会走向，也将定义着中国将如何在风云变化的世界形势中扮演角色。

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发展30多年后的今天，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挑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需要深层次的再改革和再调整，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财富分配不均衡，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物质上日益富裕并被信息网络技术赋予力量的人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更高诉求，世界政治经济风云变幻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新一代领导人面前的难题。

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都出生于新中国诞生之后，曾在青年时代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同时拥有较高的学历和与国际社会交流的经验，他们将如何定义自己的治国纲领？他们的个人经历将如何在他们的政策抱负中得以诠释？昨日李克强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提到了“法制”和“人民”，把“经济转型”，”改善民生”，和“社会公正”作为工作重点，并提出了建设“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法制政府”，用亲民，平和的语气展示了中国新领导的新形象。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瑞曼认为，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一些好的关于“民生”的想法和政策，比如关注低收入人口，城镇化应考虑农民利益，应使更多的农村学生接收大学教育等。他希望这些想法都能被付诸行动。 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专家热纳.米特表示，李克强看起来较从容和自信。 

哈佛大学中国专家托尼.赛奇认为，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同于以往的具有工程师背景的技术官员，他们具有更多处理社会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同时他们具有国际经验以及关于国际地缘政治的见解。但同时由于他们自己也是改革的产物，因此不会做太多冒险的改革；他们自身在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将使得他们更加重视社会的稳定；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社交网络可能会使他们的政策倾向于具有经济大国的民族自豪感。

    在中国两会的国内热烈讨论的背景下，笔者在海外与数名欧美主流经济学家和中国专家也对于中国习李新政的发展方向和前景进行了深入探讨。国际上观察中国政治和研究经济发展的专家们普遍认为，加速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在中国当今是必须的，而如何设计和实施改革则需要新一代领导人的高度智慧。 

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亟需再调整和再平衡

世界学术及政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下10年的经济问题存在很多挑战，根本问题就是高速增长率已无法持续。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下一步中国经济转型应着眼于减少对于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而更多的刺激国内消费。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杜怀特.泊金斯认为，即使中国接受经济增长速度降为6－7％的目标，也依然需要积极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才可以实现。中国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已经无法维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已经是世界一流的，继续高投入这些设施将使投资回报越来越降低。过去10年的城市住房建设速度也将不可持续。他希望中国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样中国将逐渐更多的依赖消费来支持经济增长。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和投资高级研究员盖瑞.郝夫鲍尔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很大的内部问题是由于多年依靠投资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都存在着很大的公共和私营债务问题乃至产生债务泡沫。有些机构数据甚至显示中国的各级债务已经相当于其GDP的200％。这种类似的债务问题曾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造成金融危机，包括美国最近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能否支付和偿还这些持续增长的债务？这些债务泡沫何时会破裂？

如果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会放缓，各级财政上的挑战也会接踵而来，这就亟须进行财政改革，特别是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库柏认为，可把以前地方政府靠出让土地的财政收入转化为征收房地产税，资本利得税等来调整财政杠杆。 中国的金融体系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比如，中国银行业可否实行市场化汇率？可否把贷款委员会和党委会分开？中国是否可以开放债券市场，并建立良好的金融法制环境等等？但是改革财政和金融系统是巨大的工程，需要一个有强有力的改革派才可以顺利推进。

很多数据表明，中国的消费（包括政府和家庭消费）占GDP比例（2000年46.5％至2009年的34％）持续下降，同时中国的消费占GDP比率（虽然世界银行认为在2009年后出现小幅上升）与世界上任何主要经济体相比，仍然是最低的。因此说明中国存在严重的经济不平衡，需要采取纠正措施更大程度地依赖国内消费的增长。但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专家彼得.波特里尔却认为，中国国内消费不足的说法是有问题的：（1）按国际标准来算，中国的消费增长率是非常高的- 自2000年以来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中国的消费占GDP比例下降的原因是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更快，而不是因为消费的增长率低。（2）在1998-2003年期间住房市场私有化以来，中国家庭收入中住房支出所占的比例稳步增加。这些支出通常不包括在家庭消费统计中。而正如乔纳森·安德森所说，如果住房支出被列入消费统计数据，那么2000年后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基本维持了稳定。因此，彼得.波特里尔认为，中国的消费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中国已经明显地成为了世界上增长最迅速的消费市场。有关家庭消费增长应该超越目前的增长水平这一说法令人存疑。考虑到未来几年的GDP增长将放缓，将消费增长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都会是一个大的挑战。而且如果消费增长进一步依靠增加信用卡的使用，中国很可能面临几年前韩国面临的家庭负债过高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再平调整其实需要主动去接受减少投资，并接受GDP增长降低的现实。

当然，经济再平衡和再调整也并非易事。因为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仍然非常依赖拉动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在现行改革政策中，强有力的垄断国有企业，以及进出口行业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建筑行业以及商业银行等利益方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他们可能会没有改革的动力。正如哈佛大学中国专家教授赛奇所说，增长是可持续的，但是也是极端不公平的。中国的政策导向应当从行政动员的方式巧妙转变为有效的增长方式，即依赖市场调节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专家彼得.波特里尔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困难将更多来自于内部，而非外部，挑战更多来自政治层面而非经济本身。也就是说，以透明化，有公信力，更包容为方向的政治改革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新上任的李克强总理是否会认识到这些问题和重点，引领中国经济走入新方向？政策制定非常重要，但是推动和执行应当更重要。牛津大学的中国专家热纳.米特认为，李克强上任后的经济政策走向不会与过去有太大的不同，而是很大程度上的延续。他还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观察者认为过去的领导人也提出过很多新政策，却在推动过程中阻力大，实施方面不够人们期望的那样有效。新上任的李克强一定看到了这一点，他会花很大的力气来保证自己有足够的权力来推动他的想法以贯彻落实他的改革和政策。

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继续推进  需多层面系统性改革

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稳妥地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依然是新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李克强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城镇化是农民自己的愿景。虽然城镇化可以拉动投资和消费，但其主要目的是让农民致富。并提出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相辅相成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思路和方向。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专家彼得.波特里尔认为，一定程度上来讲，1998年到2003年的城市住房市场化主导了中国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就像是1970年代末农业生产取消集体化对80年代发展的影响一样。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很多方面非常有效，却也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比如东部主要城市地价、房价的迅速上升，而这有可能在将来成为威胁金融系统稳定的因素。虽然由于中国的特殊政治制度，北京政府有能力运用一系列发达市场经济体政府不能运用的行政手段来调节经济，比如说限购和最低首付金等，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远不会成为历史。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城市化的有序进行，保证未来可能出现的信用扩张不会过度。尤其是考虑到出现了一个政府不能完全控制的、广泛的影子银行系统，防止过度的信用扩张这项任务在将来会成为一个更大的挑战。在中国最有效的避免房地产泡沫的方法应该是金融系统的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包括放松利率管制和拓宽投资渠道。与之相似的是，最有效的减少运用影子银行系统融资的倾向的办法就是放松、取消对利率的管制。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呢？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杜怀特.泊金斯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第一要注意如何管理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尤其是保证持续涌入城市的移民人口的社会福利。比如，可彻底取消不公平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为进入城市的新人口及家庭建设充足的公立住房。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解除移民社会福利障碍的问题，同时涉及农村土地政策。第二，中国应当更有效地治理空气和水污染以解决城市人口的公共卫生问题。第三，需要探讨科学的城市化模式。 曾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提出应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鼓励发展中小城市。中国是否会试图探索这种城市化模式？如果尝试这种模式，是会利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还是会制造间接的激励机制来鼓励而不是强制实施这种模式？这里面也存在许多因素和问题，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中小城市的交通设施是否具备？土地价格是根据市场机制测算，还是利用透明的办法进行拍卖，或者利用行政手段进行分配？城市住房建设应当如何选址以及如何定位等。此外，中国城市太大，人口过于密集，无法采取美国的汽车拥有和使用模式，新加坡模式或许更加适用。

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专家热纳.米特则认为如何让城镇化在广泛的民意支持下进行，如何同时解决与之相关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是重点。环境污染现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破坏民众健康的最大问题之一。最近北京的污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展示了如果城市化没有系统完善的规划，如果不加限制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另外有关中国的体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城市化的绿色规划这一点，还有很多问题。如果不能，那么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都会变得危险。另一个问题就回到了刚才提到的户籍制度。如果更多的人被允许居住在城市，那么就会有一大批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城市会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吸收他们吗？需要保持更大的城市人口满意吗？这些问题又牵扯到中国是否可以维持足够的经济增长来保证就业，吸纳更多的人进入到目前的经济体系。这一点现在还不能判断。总的来说城市化的问题取决于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被一系列不受中国控制的因素所影响，包括世界经济的走向。

笔者认为，鉴于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和种种社会问题，中国新政府应当从宏观角度设计一整套系统并科学的改革方案。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重点包括：第一，城镇化的方式要更多地尊重经济规律，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采取强制性的做法，尽量以民主和市场的方法使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得到保障。可考虑改革户籍制度，以及逐步改革现行的土地农村集体所有制。第二，给予进入城市的新人口基本的权利保障以及平等享受社会资源的权利。比如，城市的中小学可向新市民开放，采取更灵活的全民教育体系，让在城市长期工作和居留的农民的子女可以就近在城市的中小学上学。城市原住人口的下降，影响到城市中小学的生源，新市民子弟正好为此补充新鲜血液。第三，中国正在建立全民社会和医疗保险，可考虑允许医疗保险跨区支付，使得流动人口可以受惠于全民社会医疗保险。这也会有利于劳工的流动。

三，中国发展带来系列社会问题 改革亟需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发展不均衡，财富分配不平等，社会矛盾与冲突多现，腐败现象严重，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需要完善等问题。如果顺应新的以拉动消费的经济结构调整，政府需要考虑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改革，这将是一次巨大的调整与再平衡。哈佛大学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瑞曼认为，中国的财富分配不均衡现象类似于南非等国家。面临这些现象，中国最棘手的问题应当是考虑农村贫困人口，农民工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待遇和社会福利问题等；加强以法制化手段来解决劳工纠纷，民间抗议和社会冲突；虽然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也制定了劳动法，但是具体实施情况需要完善。同时中国的决策者是否真正情愿重新将财富再分配给社会的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农村人口的收入偏低将如何解决？如何把社会资源均衡地分配给弱势群体，并赋予他们基本的权利？若要改变这种现状，在社会中建立自由独立的媒体体制是必须的，这样可以保证信息透明地在社会中正常传递和交流，有利于监督。

鉴于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新的中国领导人亟需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不是说完全平等，但是比现在要平等的社会。而这种平等只有通过在政府和社会增加透明度、加强法治，开放公民社会才可以平稳地完成一系列的过渡。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专家热纳.米特认为，要在尚有经济、政治方面的余地的时候开始改革，如果中国的领导层要等到出现危机才采取行动的话，将会更加困难。  

哈佛大学中国专家托尼.赛奇分析讲，在去年的十八大会议上，中共首次提出“政社分开”，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表明中国可能会逐步开放公民社会，这将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和谐社会。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专家热纳.米特认为，中国未来五年的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会是延续已有的趋势。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新修订社会契约。中国社会飞速的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不平等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来解决。过去的例子，比如说2009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下一步可能还会努力对一些已有的医疗保障政策进行完善。如果这些工作能做好，那么中国想要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的计划就有可能成功。

四，中国政治改革何去何从 寻找中国特色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上取得了与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众所期盼的政治改革，宪政改革却仍然未见倪端。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使得公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诉求越来越高，加之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赋予公民越来越大的力量，中国的政治改革迫在眉睫。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库柏认为，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下，很难产生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而更多的都是产生官僚。中国目前体制下的政府一般会走中庸型实用型路线，不会发生太多戏剧性的变革和动作。习近平主席的一些政绩看来可以说比一般官僚要好，但是需要观望其具体政治纲领和政策。中国可否或者如何实现一个既不一定需要有相互对立的两党或多党制度却又民主和透明的政府？如何提高政府的公信度？这需要中国应当有严格的法律环境以及独立的纪律检查部门以治理腐败问题，同时有科学透明的干部提拔制度等等，同时注意制度应该明晰，且注重实施。此外，独立和自由的媒体是关键。因为如果中国公开媒体行业的话，信息可以自由流通，独立发表言论，监督力量加强，可提高政府的公信度。

普世价值观都认为，加强法制建设与建立一个公正可靠的司法系统是政治改革的重点，只有法治得到落实之后，才有可能进行政治改革。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专家热纳.米特认为，将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不是现在，全国人大会不会成为一个广泛、自由、真正的不同政见辩论的平台？这样全国人大和其它的一些国家机关就可以更好地履行它们的角色，建设性地表达和讨论中国社会中真正的问题。这就是一条很实用的改革之道。当然，这种改革并不涉及中国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现在中国已经有基本的制度框架，只是需要更加自信地运用这些制度框架去建设一个更加透明的社会。此外，科技将反腐败和政改结合起来。因为让民众对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感到不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权，而腐败就是特权的体现。当民众感觉自己没有任何权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愤怒。所以说反腐败应当是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而在反对腐败的过程中，仍然是加强法治是重点。

此外，米特还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最好的办法是学习和借鉴自己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过去的一百年中，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有宪政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失败了，不是因为改革本身不好，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太弱。而今天的中国强盛，广受国际社会的尊重；从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大好时机，要学习自己的历史，在现在这个自身强大，能统筹改革全局的时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与其学习别国的经验，不如更多地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因为在不远的过去曾经有过一系列倾向于民主的政治改革可供参考。

五，日益强大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实力已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新的中国领导人将如何掌舵日益崛起的中国，发挥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寻求国内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与国际社会不同声音和力量的平衡，以在国际社会上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

总体来讲，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和美国及世界的经贸关系会持续走互惠互利的道路。哈佛大学著名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瑞曼认为中美之间的双边经贸关系总体来讲会更加紧密，更加健康。由于两国关系在各方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已形成一种“共同经济”， 因此关系不会有大的恶化。 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关系越紧密，相互投资越频繁，世界会更繁荣和更和平。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和投资高级研究员盖瑞.郝夫鲍尔认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若从未来10年的时间来看，假设中国可以保持7％的增长速度，美国以乐观的估计保持在2.5－3％的增长速度，中美贸易仍然可以期待有高速的增长，那么应当注意贸易赤字不失衡。比如，中国可抓住国际贸易的好机会，减少成本和提高生产率，保持经济发展引擎，平衡世界贸易，可将人民币继续升值，就像过去5年中所做的一样，也就是每年升值2.4％；同时中美两国之间可寻求达成某种妥协，使得中国在一些被严格限制的领域开放进口，尤其是开放进口服务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边的贸易赤字将不会失衡，可避免政治矛盾的产生。  

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专家彼得.波特里尔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在1990-2007年期间，中国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1％左右，但金融危机后，在许多西方国家都限制了他们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2010年中国的市场份额增加约5％。鉴于中国正在努力使外汇储备多样化，而且中国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预计还会继续增长。在很多非洲国家，虽然在涉及大规模的采矿业和建筑业项目（石油和其他矿产，基础设施，住房）的领域，还主要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中小规模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领域，中国民营企业和个人的存在已经变得无处不在。

当然，伴随着中国和世界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分歧和摩擦也会不断。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杜怀特.泊金斯举例说中美关系中经常谈到的知识产权问题争端等，他认为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有通过让中国的领导人及其人民普遍认识到，缺乏知识产权会严重阻碍中国自身成为一个创新社会的能力，而创新则是中国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须因素。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库柏认为，中国应当把处理每个贸易摩擦纠纷作为个案来单独具体分析，而不是把这些当作反华政策的体现，将其政治化。

关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及世界的影响力，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和投资高级研究员盖瑞.郝夫鲍尔认为，回忆1980年代，中国当时在亚洲地区是非常受欢迎的国家，现在却不断有争端。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发挥政治智慧，采取和平的手段与邻国相处，解决争端。如果处理不恰当，将会削弱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繁荣和影响力。 

新的中国领导集体已经诞生，领导人已经向世界散发出许多令人鼓舞的元素。昨天的李克强总理新闻发布会的政策阐述，习近平主席过去几个月的一系列诸如深圳行的举动，都是一些好的迹象和信号。但是这些举动是流于形势还是真正具有改革的决心？即使领导人真正具有改革的胆识和决心，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由于他们无法单独做出各项重大政策决定，这些领导人将如何能够在新的领导集体中相互磨合，成功运作掌握足够的权力，以推进各项改革的实施？ 

全世界都拭目以待。